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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才逆淘汰500年细思极恐




作者:赌钱游戏     发布时间:2020-12-06 00:50

  可以说,中国历史整个呈波浪形态发展,其间,逆淘汰与正淘汰轮番成为决定社会走向的主要力量。

  当逆淘汰成为一个朝代选人用人的根本状态时,小人当道,君子远走,或遭迫害,或遭放逐,这个朝代就跌入发展的谷底;反之,当正淘汰的原则顺利运转时,君子、小人各归其位,一个朝代就会迎来上升期。

  逆淘汰—正淘汰交替的规律,从先秦开始,就成为中国历史的一条隐线。与之对应的明线,则是朝代的兴衰与更替。

  不过,大概从明英宗正统年间(1436—1449)开始,逆淘汰几乎单方面主宰了此后历史的发展,一直到清代灭亡(1911),从未退出历史舞台。

  这将近500年的时间,简直就是精英人才的至暗时期,逆淘汰独霸中国的倒退时期。

  明英宗统治时期,为什么是中国人才逆淘汰五百年的开端?这里面有两个原因:宦官专权和廷杖泛滥——逆淘汰的两根导火索,均从此时埋下。

  先说第一个。明朝第一代专权宦官王振,此时出场。这个落第秀才出身、为求发达自阉入宫的太监,史书称他“狡黠”,善于伺察人意,一开始在东宫服侍皇太子(即后来的明英宗),即获得皇权的青睐。

  1435年,明宣宗去世后,9岁的英宗继位,王振成为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。

  不过,此时朝中有张太后垂帘听政,有三杨(杨荣、杨士奇、杨溥)忠心辅政,王振还掀不起什么大浪。相反,他必须把自己伪装成正淘汰原则的信奉者,才能立得住脚。

  一次,小英宗和几个太监在宫内击球玩耍,被王振看见了。第二天,王振故意当着三杨的面,跪劝英宗说:“先皇帝为了球子,差点误了天下,陛下今天复踵其好,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呢?”

  等到三杨病死的病死,辞职的辞职,王振已经羽翼丰满,本性暴露。朝中选人用人,全凭王振一句话。谁若顺从和巴结他,谁就立刻得到提拔;谁若违背或抵抗他,谁就立即受到贬黜。

  一个叫王佑的工部郎中,很会阿谀奉承。一天,王振问王佑:“你为什么没有胡子?”王佑回答:“老爷您没有胡子,儿子我怎么敢有?”

  想要升官发财的人,如法炮制,溜须拍马,送钱贿赂。当朝中充斥小人之时,正人君子就都靠边站。王振形成了自己的集团势力。

  王振的“巅峰之作”,是怂恿英宗御驾亲征瓦剌。太监干政,直到左右皇权,莫此为甚。

  这次亲征,英宗被俘,王振丧命。坏人集团貌似戛然而止,实际上“阴魂不散”。王振之后,明朝大太监代有人出,从汪直到魏忠贤,一个比一个胆肥,难怪明朝被称为“最大的太监帝国”。

  太监弄权的土壤,正是从明英宗时期培育起来的。据说,明太祖严禁太监干政的祖训铁牌,就是王振当权后摘下丢掉的。

  组织打赢北京保卫战的救时英雄于谦,最早尝到了这一拨逆淘汰的恶果——心怀社稷的忠臣,下场永远不如满腹谄媚的变色龙。明英宗复辟后,杀掉了于谦,同时为王振树碑立像,整个帝国的价值观完全颠覆。

  价值观颠倒之后,人才的逆向淘汰变本加厉。中晚明,政治、文化上天才辈出,最爱君之前就写过不少,但是这些人才,没有一个过得顺当,一个个都经过百死千难。论原因,不是他们狂傲不羁什么的,而是已经被异化的政治环境,接纳不了他们。

  由太监、宠臣、权相把持的政治生态,导致清廉的不如腐败的,亲民的不如霸道的,琢磨事的不如琢磨人的,不站队的不如站对队的。一个人只要心中有道德戒律,他就适应不了这种环境,要么被淘汰出局,要么只好主动放逐自己。

  一个是被逆淘汰的海瑞。海瑞事实上是嘉靖时期一名改革闯将,无论反腐败,挑战官场潜规则,还是治理地方,实施经济改革,都有一手。但就是这样一名干将,在官场沉浮数十年,被冷藏的时间过半,最后还落得一个迂腐的骂名,为什么?

  另一个是抵抗逆淘汰的张居正。张居正是个伟大的改革家,但是他之所以比同时期的海瑞伟大,恰恰不是因为别的,而是因为他作出了妥协,牺牲了原则,甚至抛弃了道德,从而换来了实施伟大事业的空间。

  比如,张居正为了上位,必须坚定地与大太监冯保结成同盟,必须耍手段挤走前任内阁首辅高拱。这些都是他对抗逆淘汰生态的妥协之策,没办法呀,你要么改变自己,适应环境,要么成全自己,远离这个环境。

  张居正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,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,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。要做事,做大事的人,在那样的政治生态下,只能豁出去声名,与狼共舞,直到自己也慢慢变成了狼。

  廷杖,顾名思义就是当庭杖打。当着文武百官的面,用棍子打屁股,让被打的官员精神、肉体遭受双重暴击。

  廷杖是从何时“被发明”出来对付士大夫的?清人编的《明史》说是从明太祖开始,这不对。

  根据考证,廷杖最晚在东汉就出现了,只是有时叫做“鞭杖”,有时叫做“天杖”,还有的啥都不叫,直接就说“于殿廷打人”,够直接够粗暴。

  但必须承认,廷杖的运用在明朝达到了常规化、规模化、准制度化的状态。当然,明朝对廷杖的运用程度也是分阶段的,从明太祖到明宣宗时期,廷杖用得并不多,明英宗时期开始,这一处罚官员的手段才从“试用期”转正,进入大规模实行阶段,无论是执行次数、被杖责人数、残酷程度,都前所未有。

  这一时期,伴随王振专权,廷杖作为消除异己的手段,被他运用得很纯熟。通过身体羞辱的形式,实施人才逆淘汰。

  到了正德、嘉靖两朝,廷杖尤其惨烈。规模最大的两次都是上百名官员被集体廷杖,那真是血溅玉阶,肉飞金殿。

  一次是在正德十四年(1519),武宗皇帝要出游被阻拦,一怒之下廷杖阻拦的大臣146人,一下子打死了11人。另一次是嘉靖三年(1524),嘉靖皇帝因为大礼议之争,廷杖大臣134人,16人当场死于殿廷之上。

  整部《明史》中,光有名有姓被廷杖的官员就达157人,其中38人被杖死,比例接近1/4。可以想见,还有相当众多的官员遭廷杖之刑,只是名字未被记载下来。

  回忆唐代,三公可与皇帝坐而论道。到宋代,虽然没得平起平坐,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却成为国家治理的共识。而这些对于士大夫的优遇,到了明代通通取消。

  这羞辱人的惩罚发展到后面,极大扭曲了官员的精神世界,催生了一大批受虐狂,为的就是博取名气和地位。

  因为触怒圣颜而被廷杖的多是耿直之士,往往获得舆论的同情,有辱斯文的廷杖便演变成一种荣誉性标志。黄仁宇评价说:“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,即使因此而牺牲,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。”

  万历五年(1577),内阁首辅张居正之父去世,以情以理,张居正都应离任回乡服丧。结果,权势如日中天的张居正不肯去位,导演了一场“夺情”。

  这时候,吴中行、赵用贤等五人,先后上书,请求皇帝让张居正回乡守丧。结果,五人遭到廷杖处罚。

  赵用贤是个大胖子,被打得血肉横飞,他的家人把打飞的肉拣回来,制成腊肉,当作荣耀的纪念。

  廷杖被受虐者的荣誉感玩坏了,连皇帝后来都想主动放弃廷杖之罚。万历皇帝曾对此十分郁闷,你们啊,不就是想故意惹怒朕,让朕廷杖你们,好成全你们的名声吗?朕偏偏不打你们,怎么着吧!

  就是这么硬生生让国家治理从是非之争变成了意气之争。明代中后期,朝堂上很多闹得天大的事,其实都无关国家利益。这样的王朝不垮掉,才怪。

  有明史专家指出,廷杖泛滥和异化之后,很多士大夫“以冷淡的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”。士大夫们终于发现,所谓尽忠报国、内圣外王的建功立业理想不过是傻瓜的痴人说梦,只有献媚、投机和相互倾轧,才是取得功名富贵的“成功之路”。

  官员士大夫或虚声窃誉,或巧宦取容,或爱恶交攻,充斥官场的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,明目张胆的结党营私,毫不掩饰的溜须拍马。

  明亡之后,中国迎来异族统治者。我们以往习惯认为,明朝有一大批死忠,不惜以身殉国,激烈反抗清军。事实上,按照傅山等反清复明一线人物的说法,降清的士大夫,占了绝大多数。

  剩下的死硬派,只有两种人:一种是传统道德感的坚定践行者,另一种是为了反抗清军的残忍屠杀政策。而这两种人,在明末政坛,基本属于外围人物。

  也就是说,明末政坛的核心圈层,大多数都当了投降派、软骨头。这在意料之中,凡是有理想、有原则、有能力、有骨气的“四有新人”,都在政治冲洗中早早被淘汰出局了。明朝的逆淘汰,为大清入关开路,堪称“居功至伟”。

  到了康熙年间,清廷组织博学鸿儒特科之后,游离在新政权之外的汉人知识精英,几乎被一网打尽,尽入彀中。

  与此同时,清朝把明代逆淘汰的两大表征——太监专权和廷杖处罚——都革掉了。有清一代,没有出现一个独揽大权的太监,也没有出现一例廷杖官员的个案。

 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,明英宗以来的500年间,人才逆淘汰未曾中断过。清初大异明末的各种做法,本质上并未构建起人才正淘汰的政治生态,相反,一种更加成熟、更加深入骨髓的政治操纵术开始弥漫整个帝国:

  取消恶劣的廷杖,是因为清朝统治者找到了更加高效而万恶的思想控制方法,而不是出于体恤士大夫的人格尊严。

  总而言之,在所谓的“康雍乾盛世”之下,统治者为了政权的稳定性,布下了两张大网,比明朝更加变本加厉地施行人才逆淘汰:一是通过文字狱,摧毁任何自主思想,使天下士人唯唯诺诺;二是通过密折制度,鼓励相互告密,形成全国性的思想监控网络。

  雍正时期,曾静策动陕西总督造反,本应枭首示众,但他坐了一年大牢后,竟然洗心革面回到湖南老家,痛哭流涕诉说皇上的恩德,成为了雍正思想的宣传主力。

  江南才子钱名世,牵连进年羹尧案,不过,雍正没在肉体上折磨他,而是亲书“名教罪人”四个大字,让他挂在家中大厅,还不时让当地官员上门窥察,防止钱名世自行摘下来。紧接着,雍正让朝中三四百名大臣集体写诗骂钱名世,骂完了编成集子,要钱名世自己掏钱印发。

  明代的廷杖,以身体羞辱的方式,适得其反地激起了官员以受虐性的气节相标榜;相比之下,清代统治者不动士大夫的屁股,也不大在肉体上折磨人,而是通过思想按摩和洗脑术,让整治对象自惭形秽,又一脸真诚地扇自己的嘴巴,一边扇,一边还觉得很舒服。

  我记得一句话: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力量,不是致力于剥夺人的财产,消灭人的肉体,而是致力于贬低人的尊严,摧毁人的信念,破坏人的亲情。

  你不是喜欢读书吗?那么,让你“自觉”地烧掉自己的藏书。你不是热衷于拿笔写文章吗?那么,让你那拿笔的手拿起扫帚扫厕所。你们不是互相关爱吗?那么,让你们彼此成为仇人。

  清朝在这方面的政治驾驭术,堪称炉火纯青。整个“康雍乾盛世”,社会上游走的,几乎都是没有灵魂的躯壳。

  这一次的人才逆淘汰,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可怕。以往是把独立个性的人才淘汰出体制,这次直接让独立个性的人才,从世界上彻底消失。

  你发现没有,清朝267年,朝廷官员在皇权面前都是服服帖帖的。他可以是清官廉吏,也可以是能臣酷吏,可以三朝不倒,也可以平安落地,但无论如何,他都必须保持与皇帝主体思想的一致性。

  一次,刘墉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,一只虱子顺着刘墉的衣领爬上去,一直爬到他的胡须边上。乾隆帝忍住笑,什么也没说,而刘墉还不知道这件事。

  刘墉听了,直摇头:“这虱子一直待在我的胡子上,皇帝已经见过了,有福分,千千万万捉不得。”

  刘墉对皇权的跪舔,由此可见一斑。而这件小事,也是清代整个用人环境的绝妙讽刺。谁管你是虱子还是老虎,能干还是窝囊,只要被皇帝垂青,那就等着一步登天。

  嘉庆十八年(1813),天理教教首林清率领众教徒,秘密潜入紫禁城,发动了暴动。

  但事实上,在暴动发生前,情报已被清廷上下多个部门侦知。然而,没有一个官员上报,都生怕揽责。大家都在捂盖子,坐等出事。反正只有皇帝是威武圣明的,我们什么都不是。

  事发时,坐镇京师的大学士曹振镛手足无措,直到叛乱平定才镇静下来。后来,有人讽刺他“庸庸碌碌”,他自我解嘲说,那个时候的庸庸碌碌,也颇不容易啊。

  的确,那时候,朝中多的是曹振镛这样的高官。他是嘉道两朝名臣,生前官居高位,死后备极哀荣。有门生曾问他为官秘诀,他说得坦坦荡荡:“无他,但多磕头,少说话而已。”

  我们知道龚自珍写过两句诗:“我劝天公重抖擞,不拘一格降人才。”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那时候,整个帝国官僚阶层,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、没有自主思想的庸官啊。

  官僚人才逆淘汰并未到此为止,最可怕的是,它还向体制之外延伸,往下一代灌输。《增广贤文》这类蒙学读物在清代的流行,就是逆淘汰从娃娃抓起的典型。

  “人善被人欺,马善被人骑。”“人无横财不富,马无夜草不肥。”“逢人且说三分话,未可全抛一片心。”“画龙画虎难画骨,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“山中有直树,世上无直人。”……灌输给下一代的东西,几乎都是如此油腻的价值观。

  晚清面对西方侵略者的溃败,现在看来,除了一直强调的武器装备代差之外,人的因素恐怕影响更大。相当于两个世界的人打起来,一个是有创造性、有自主性的人,另一个是无创造性、无自主性的人,谁输谁赢,结局不是早就写好了么?

  同治七年七月(1868年9月),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数年后,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。此时,他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、同治帝、恭亲王奕䜣以及文祥、宝鋆等高官,并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。

  帝国最高层的人物,尚且如此,他们以下的人就更加庸碌无为。曾国藩不禁哀叹清王朝的未来“甚可忧耳”。

  历史学者雷颐指出,这种局面,正是一个衰朽政权用人制度逆淘汰的结果,但反过来,这种逆淘汰又会加速这个政权的衰败。

  光绪二十年(1894),甲午中日战争前夕,一个年轻的医生怀揣一篇长达八千多字的《上李傅相书》,请求面见当朝大红人李鸿章。

  仅仅十多年后,这名被笑话的年轻医生领导的体制外革命,终结了清王朝这个腐朽的庞然大物。而他,从一个被无视的医生,变成了新政权的“国父”。

  想当年,在《上李傅相书》中,他提出,中国效仿西方三十余年,仍无法与西方抗衡,首要原因在于——人未能尽其才。

  人才逆淘汰盛行近五百年,请问,人如何尽其才?要是能尽其才,你孙文也不至于被逆淘汰成为革命者,是吧?

  晚清最著名的“裱糊匠”李鸿章,一生风雨修破屋,谁曾料到,最后把一个人关在门外,这个人求进不得,却招呼了一群人把屋子全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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